第一次翻譯活動,主要是對佛經的翻譯,以及譯法的開創。鳩摩羅什是從西域來華傳播佛教開展譯經事業的大師,以其對梵語和漢語的精通,翻譯出了一批優秀的佛典。如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、《大智度論》及《妙法蓮華經》,打破了以往用中國哲學固有名詞詮釋佛教義理的格義之弊病,開創以意譯為主的譯經風格。在鳩摩羅什的基礎上,玄奘進一步開拓“新譯”譯法、“既須求真,又須喻俗”標準和“五不翻”原則,對我國翻譯事業產生了深遠影響。印度學者柏樂天認為,“玄奘無論如何是有史以來翻譯家中的第一人。”

　　第二次翻譯活動則以“師夷長技以自強”為目的。鴉片戰爭后,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。先進的知識分子在認識到學習西方“器物”無法抵御外敵入侵時,轉而學習西方的先進制度和文化。林紓和嚴復抱著救亡圖存、保種保國的目的和熱情,翻譯了許多外國著作,對“啟發民智”起到了積極、重大的作用。
在第三次翻譯活動中,彌補了“文革”中西方文化不足的缺憾。“文革”之后,上海譯文出版社等出版社成立,以“二十世紀西方哲學譯叢”和“當代學術思潮譯叢”為代表的一批經典學術譯著出版,選收了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界各主要流派影響較大的著作。

　　第四次翻譯活動,則是信息時代的產物。目前國內每年引進的外國電視、電影作品數量有限,無法滿足我國受眾不斷增長的文化需要。在無法求助主流電視臺的前提下,一部分觀眾轉向其他可替代的路徑,即依賴網絡下載和影碟購買,但是非漢化的劇集讓大部分觀眾望而卻步。此時,在網絡上與國外同步播出的由字幕組提供的更接近原版的“漢化”劇目,就牢牢吸引了一部分觀眾。